5月底，重庆长安望江工业集团的一间会议室，一场特殊的答辩会在进行。南开大学卓越工程师学院2026届博士研究生邵嵩、张勇分别带来了地面无人车野外感知决策、地面无人集群协同方向的创新成果。从静态展示、动态展示再到陈述报告，这场答辩会持续了4个多小时。6月17日，随着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通过，二人顺利以实践成果获得工程博士学位。
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布申请成果基本要求相关文件，到学位法进一步明确依据，再到2026年毕业季全国多所高校陆续落地该项改革，首批以工程技术创新、实体装备研发、行业技术改造、标准工艺革新等实践成果顺利毕业、获评学位的工程硕博士改变了公众对于“论文是申请学位硬前提”的看法。
研究生毕业不做论文，以实践成果代替，如何保证培养质量？成果认定审核流程与传统答辩有何不同？这一模式如何进一步推广？面对这些疑问，记者进行了采访。
聚焦需求，解决实践场景真实痛点
“这段经历太‘实’了，我面对的是真实的河流、真实的管网、真实的数据和真实的老百姓需求。”跑遍了广东信宜18个镇和2个街道办，累计行程8万余公里，完成了4000多页共计百万字的调研报告，参与从摸查污染源、构建治理模式到开发智慧监管平台的全过程，带着“人工智能驱动的流域水环境智慧监管系统构建与工程应用实践成果”来到答辩现场的中山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博士生张心阳感慨。
“通俗地说，这套系统就是给一条河装上了‘智慧大脑’。”张心阳向记者解释，“过去流域治水往往是‘被动救火’——人力跑不过污染，数据跟不上变化，各部门的数据还互不相通，等发现水质超标时，污染已经发生了。通过综合运用机器学习、大语言模型等人工智能技术，系统把水质监测、污染溯源、预警预测、决策支持全部整合到一个平台上，实现了‘污染源—管网—污水厂—河流—流域’全链条的智能化监管。”
如果说张心阳的成果是基于政府行政实践的场景细节，佛山大学环境与化工学院硕士生刘乐乐则把精力用在了解决企业“现实痛点”上。面对污水厂提升泵耗电量大、调度主要依赖人工经验的问题，刘乐乐基于污水厂已有的数字化平台运行数据，建立单泵能效模型和泵组协同优化模型，通过可视化平台给运行人员提供调度参考。“经过应用验证，单泵指导阶段平均节电率为4.80%，泵组协同寻优阶段平均节电率达11.50%，节能效果经受住了实践检验。”
“‘实践成果替代论文’改革，本质上是对工程技术创新价值的重新认识和肯定。”刘乐乐的导师、佛山大学环境与化工学院教授郜玉楠表示，不少人可能存在认知误区，认为只有从0到1的基础创新才是真正的创新，从1到100的工程化落地只是简单的复制和推广，“工程化落地同样是一种高难度的创新。从实验室的小试成果到工业化的大规模应用，需要解决材料稳定性、工艺可靠性、设备适配性、成本控制、安全生产、环保达标等一系列复杂问题，需要整合上下游产业链的资源，需要面对各种不可预见的现场挑战，很多时候甚至比基础研究更具挑战性。”
常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徐高明认为，推动“实践成果替代论文”授予学位，核心在于打破长期以来以学术论文为唯一标准的单一评价模式，构建更加多元、开放、面向真实问题解决能力的人才评价体系。“传统学位评价以‘知识生产’为中心，强调理论创新与学术规范；改革后以‘问题解决’为中心，聚焦工程实践中的真实痛点与产业技术瓶颈。这一转变，有助于推动高校从‘学科逻辑’走向‘需求逻辑’，从‘为论文而研究’转向‘为创新而实践’。”徐高明表示，这不仅顺应了高等工程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培养能够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高层次技术人才的关键举措。
现场评鉴，考核工程判断与系统解决能力
一篇论文认定学位，要经历从开题到中期检查再到答辩的流程，那么一件实践成果又该如何认定？
对此，郜玉楠向记者作了介绍：第一步是双导师联合开题，由校内导师、行业导师共同确定实践成果的研究方案；第二步是过程管理，和论文的中期检查类似，学校定期与企业对接项目进展情况，考核学生在项目中的参与贡献、解决了哪些实际问题；第三步是毕业前三个月组织实践成果鉴定会，对学生提交的实践成果报告、软件产品、发明专利以及企业应用情况进行审核和鉴定，其中专家成员有一半以上来自企业；第四步是答辩，重点展示产品的应用情况、获得的现场运行数据以及给企业带来的经济效益，由专家们围绕其在工程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以及解决方法重点提问；最后，答辩委员会根据实践成果水平、实际贡献和答辩表现，投票决定是否授予学位。
“和身边写传统论文的同学相比，感觉研究过程周期更长，项目并不是做完实验就结束，还要持续跟踪现场运行效果，并且经常和企业导师、现场工程师、运行人员打交道。”让刘乐乐印象最深的是数据治理过程。拿到百万级别的数据后，他一时感觉“有点蒙”，不明白数据对应的异常情况到底是硬件导致的，还是数字化平台数据传输导致的。通过一次次与企业工程师沟通，到现场确定异常原因，他终于结合这些变量之间的物理关系构建出数据治理方案，把理论转化成实际应用。
张心阳坦言，做成果相较写论文，最大的差异在于“不确定性”。写论文时，研究路线基本确定后，按计划推进实验、分析数据、撰写论文即可，节奏相对可控；而做实践成果，需要面对真实工程中的变量，天气、政策、人为因素都会影响项目进度。“我的实验数据是在河流里、管网里、暴雨夜里跑出来的。”采访中，他提到实践成果鉴定现场的一个细节，专家组不是坐在会议室里看文字，而是沿鉴江流域实地走访了含章桥、竹山河、丰垌桥、高垌桥等断面，看了无人监测船走航演示，考察了治理成效和平台运行情况，然后才召开鉴定会进行质询评议。
“‘打磨’一件实践成果，首先要建立工程思维。以前只知道怎么优化一个模型、提升一个指标，现在知道怎么把技术嵌入一整个治理体系里，从问题诊断、方案设计、技术攻关到落地验证，形成一个完整的工程闭环。其次是锻炼跨界沟通能力。不仅要跟导师讨论技术方案，还要跟地方政府官员汇报治理对策、跟企业工程师对接产品需求、跟基层干部解释技术原理，不同受众需要不同的‘语言’，传统论文训练很难覆盖。再次是应对不确定性。真实工程中充满了计划外的情况，面对暴雨内涝、数据异常，如何‘在混乱中找秩序’，是在实验室中无法实现的。”回顾自身的成长，张心阳感触很深。
徐高明认为，适合替代论文的实践成果，应具备以下四项核心标准——真实性、创新性、实效性、规范性。对于工程硕博士而言，这类成果更突出工程判断力与系统解决能力，考核方式更贴近其职业发展路径。
拓展实施，还应明标准、强保障、扩合作
从目前各校实施情况看，已通过实践成果认定专业学位的毕竟还属少数。采访中不少导师和专家也直言，在确保培养质量的同时拓展实施范围，还面临不少现实的困难和挑战。
“一是观念转变难。不管是学校、导师还是学生，‘唯论文’的观念根深蒂固。很多导师担心不发论文会影响自己的职称评审，很多学生担心实践成果的认可度不如论文高；二是校企协同难。很多企业觉得培养学生是高校的事，自己只是‘帮忙’，校企之间在成果归属、知识产权等方面也存在一些矛盾；三是认定标准难统一。工程领域门类繁多，不同行业、不同方向的实践成果形态千差万别，有的是新工艺、新设备，有的是技术改造方案，有的是工程设计报告，很难用‘一刀切’的量化标准来衡量。这也导致了目前不同学校、不同专业之间的认定标准宽严不一，水平参差不齐。”郜玉楠表示。
“学校层面，应建立灵活适配的成果认定机制，组建由校内导师、企业专家、行业代表共同构成的评审委员会，并完善成果存档、公开、追溯的制度保障。企业层面，应主动开放真实场景与工程数据，配备企业导师参与过程指导，并提供必要的试验条件。社会层面，行业协会、标准化组织可将优秀实践成果纳入行业标准或技术推广目录，形成社会认可与激励机制。”徐高明建议。
不少专家谈道，在校企搭接、平台共享方面，政府、第三方社会机构可更多参与其中发挥作用。如，粤港澳大湾区（佛山）先进制造业国家卓越工程师创新研究院通过设立卓越工程师联合培养综合改革项目，提供相关经费支持，把高校、企业和政府的资源充分整合；广东信宜市政府、水务局、生态环境局开放政务数据、协调各部门配合调研、支持平台部署和试用，这些都是刘乐乐、张心阳的成果得以“诞生”的重要条件。
“下一步应总结梳理、完善相关流程细则，打造实践成果认定学位的标杆案例，向学校各院系、合作企业广泛宣传，增加学校导师、企业工程师的共识，提高帮助学生提炼成果的指导水平。”北京理工大学卓越工程师学院常务副院长王军政表示，“成果提炼得好、创新度高，导师指导有成就，企业参与有效益，就能形成良性循环。”
中山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孙连鹏表示，今后应在制度体系方面进一步提供支持保障，让更多的学生带着专业所学走出校园，走到千行百业的广阔实践场景中，“既可以一直在实践中深耕，也可以把实践中发现的问题、阶段性成果带回实验室，最终再带到实践中去”。
（光明日报记者 周世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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